翻译论文集

国内译名研究回顾与思考

发布时间:13/08/22   阅读次数:1582   新闻作者:江苏省省委党校 许爱梅 江苏省省委党校 许爱梅

  语言随着社会活动诞生,伴随着语言的产生,翻译活动也不可或缺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密切的社会活动促进了译事的繁荣,进而产生了翻译研究,维系着翻译活动的开展,从而使社会生活中的沟通更加方便。而译名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块。上溯至汉代,支谦便提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针对译名问题的研究也从未间断。研究活动跨越古今,涉及社会活动中的各个领域,古往今来多少翻译家、外交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对此孜孜不倦,积少成多,为译名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理论和方法至今受用。笔者对古今译名研究的回顾如下:

  一、古、近代译名研究

  孔子在《春秋穀梁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这是有关名称翻译较早的论述之一,对后世也较有影响,为后人沿用至今。

  佛经翻译是最古老的翻译之一。僧侣们作为译经活动的主要从事者,为翻译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人物为唐高僧玄奘。玄奘主张“五种不翻”—“(1) 秘密故(神秘语),如‘陀罗尼”;(2) 含多义故(多义词),如‘薄伽”,梵具六义;(3) 此无故(中国没有的物名),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4) 顺古故(久已通行的音译),如‘阿褥菩提”,非不可翻,而以摩腾以来,常存梵音。(5) 生善故(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罗新璋,1984)。其中“不翻”就是音译。该理论虽然是针对梵文翻译提出的,但对英汉互译也同样受用。玄奘之后也有许多大家对翻译理论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译名翻译方面并不是很多。

  如果说古代是宗教翻译理论兴盛时期,近代则是科技翻译理论的天下。1840年鸦片战争后,无数爱国志士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科技文献,“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章士钊、胡以鲁、吴汝纶、林纾、高凤谦、罗振玉、王国维等都曾为译名理论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梁启超、章士钊和胡以鲁。

  中国翻译产业走出去第四部分翻译技巧与培训梁启超曾提出译名统一问题。他认为翻译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编一本统一译名的工具书,以便译者遵守。此外他还详尽地论述了他对人名、地名、官名等翻译的见解:对既有人、地名译名,应选择最通行的一个,没必要重新翻译;对于官制,能译意的译意,不能译意的译音;对于新事物,创造新词汇。章士钊对国外新的学术词汇的正确译名问题发表了详尽的看法,还主持了西方学术专名翻译方法讨论。胡以鲁则全面研究了译名问题,并首次提出“借用语”(例如“哲学”就是“借用”日语)的概念(陈福康,1996)。他虽承认外来名词音译的现实合理性,却不赞成滥用音译,认为应尽可能义译。他的译名三十例详尽地阐述了义译和音译适用的场合。

  鲜为人知的是革命家陈独秀也为译名做出过贡献。他将英、法、德、俄等西方主要语言的元、辅音及元、辅音字母组合分门别类,总结了读音规律并给出相应的汉字音译,意图统一译名。“译西籍,方舆姓氏、权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将繁无限纪。今各就单音,拟以汉字。举其大要,阙所不知。……海内宏达,倘广赐教正,使译音得就统一。未始非学者节时省力之一道也”(张岂之、周祖达,1990)。此外,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做过贡献。清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是倡导科技译名统一的第一人,他认为译名是翻译西方书籍的“第一要事”,并制定了具体规则:(1) 中文中有,但字典中难以找到,如何翻译;(2) 中文中没有,如何创造;(3) 统一译名,制作“中西名目词汇”。

  二、 现、当代译名研究

  近代以后,多元化的文化因素开始冲击中国的翻译界,翻译论述也百花齐放,涌现了许多翻译家。其中为译名研究做出过贡献的有郑振铎、朱自清、周作人等人。

  郑振铎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1) 音译名词最好附注原文及附注原本页数,以方便研究者;(2) 统一文学名词译名势在必行,希望建立一个“文学名词审定会”,审定所有文学名词并编纂文学大辞典,造福文学界;(3) 提出大部分文学作品题目以及全部文学理论术语应用意译,而人名、地名及部分书名,应用音译。朱自清的《译名》是当时关于译名问题讨论的一篇全面总结之作,回顾了译名讨论历史;总结了译名方法,着重阐述了音译和义译的利弊,大力提倡义译,但也不排斥音译和借用;探讨了如何采用日本译名及借用西语的问题;提出统一译名要靠译名本身的正确以及四种人为力量——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约定俗成。周作人在音译问题上颇有研究,曾发表过《名从主人》、《名从主人的音译》、《英语本位的译音》《译名问题质疑》等文。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名从主人”原则,提出人、地名,应尽量按照本国读法,忠实地用汉语对译出来。此外,他对具体操作也作过相关论述。

  除了以上三人,刘半农和刘伯承等人也有过相关论述。刘半农反对用中国古名“义译”国外的新事物,反对对音译名词作附会的解释。而刘伯承则认为军事术语的审定与命名是军事翻译的“基础工程”,并规定了三条确定译名的原则:(1) 根据军事科学本质正确命名;(2) 表达通俗明了,不含混其辞;(3) 尽量沿用中国原有的军事术语,使之统一(陈福康,1996)。

  三、 译名现状及建议

  中国的译名研究历史悠久,成果颇丰,为当今的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国内的译名现状如何呢?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有目共睹,路识标牌、文物古迹、中文菜谱等翻译变得规范划一,这离不开翻译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虽然也有少量的翻译错误不能忽视,如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指路牌将艺术体操(Rhythmic Gymnastics)翻译成artistic aerobatics。但北京借着这次奥运会的机会进行了整顿后,相比中国的其他城市已领先很多了——其他各地标识牌翻译错误百出:“贵阳”成了The expensive sun;景点名称更让人不知所云:“蔡元培故居”被翻译成CAIYUANPEI SO RESIDE;连公共设施名称都令人费解:“果皮箱”被译作Fruit leather suitcase,“长途汽车站” 被误译为long-distance bus station, 应译为coach station。另外,有人将“长途汽车站”译为inter-city bus station也不对,这是“城际公交车站”,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长途汽车站”。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有如下建议:

  翻译时要遵循四条原则:

  (1)约定俗成,即使用长期以来惯用的翻译。如Standard Chartered Bank译成“渣打银行”;香港回归祖国后仍译为Hongkong,而不是Xianggang;球星 Beckham 的规范译名是“贝克姆”,但流行译名是“贝克汉姆”。这些译名已植根在大家心中,不妨就沿袭下来,没必要再死抠字面意思,强行改成符合翻译标准的译名。很多学者都把这条建议放在其他建议后面提出,笔者认为应该放在第一位。中国译名实践与研究已有很悠久的历史,许多名词都有了惯用的翻译,借鉴这些译名不仅可以使翻译整齐划一,易于读者理解译文,而且正如王国维所言“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这样可以大大节省译者翻译的时间,提高翻译效率。笔者翻译实践时遇到专有名词,一般都会Google一下或查一些权威的词典,看有无相应的译名,取其中最常用的用之。而现在的机器翻译软件的记忆功能也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了“约定俗称”这条原理。

  (2)名从主人原则。名从主人原则适用于音译。它是指以专名各自所在国家的官方或通用语言的标准发音为准的音译, 以便忠实于主权所有者、忠实于原文(于志明,2008)。如:Alaska按照美国的读音被译作阿拉斯加(周定国,2008)。南京旧英文名为Nanking,而新中国官方用名?Nanjing遵循了这条原则。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Skolovsky “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有些英语人名地名,拼写相同,读音不同,相应的译名也不一样,如Greenwich 英国读作[′grinid3] ,译为“格林尼治”;美国 [′grinwit∫] ,译为“格林威治”。

  (3)统一译名,尤其是专有名词的译名。中国一词多译现象比较严重。同一个英文名词,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叫法。例如:英国首相Blair,大陆称“布莱尔”,香港媒体则译作“贝理雅”; 澳大利亚著名港口Sydney,大陆译成“悉尼”,香港台湾等地称之为“雪梨”(于志明,2008);taxi台湾称作“计程车”,港澳称为“的士”,大陆多称之为“出租车”。电影名翻译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这里就不做举例。这或多或少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关于译名统一问题,历史上有许多人提出过——徐继畲在《瀛环志略》序中就提出了统一译名问题,其后傅兰雅(倡导科技译名统一的第一人)、高凤谦、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章士钊、朱自清、许地山、耿济之、郑振铎等都分别在文章中提到过统一译名问题。可见其重要意义。而事实上译名统一问题也颇有成效,《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整个国家对统一译名所做的努力。然而由于新词的不断出现,以及人们遵守的情况不甚理想,因此统一译名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

  (4)灵活创新原则。社会的发展、语言的进步离不开创新。译名翻译中的灵活创新之作不胜枚举,例如,美国电影Ghost,香港翻译的“人鬼情未了”与台湾的“第六感生死恋”都很创新。笔者认为译出了电影的精髓与神韵,比大陆直译的“幽灵” 和“鬼魂”精彩多了,后者只能让人联想到恐怖片,而不是凄美的爱情故事。此外,近年来,英文缩略名代替中译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缩略名WTO 似乎远比它的直译名“世贸组织” 琅琅上口。国际大牌Louis Vuitton 的缩略名LV 也似乎比“路易斯威登”更受人们欢迎。这也是一种创新。

  原则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此笔者总结了如下方法:

  (1)音译

  音译是名词,尤其是专名翻译常用的方法。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起初被翻译为friendlies,之后又改为 Fuwa,后者正是采用了音译。书 Jane Eyre 译为“简·爱”也是。如上文所述,名从主人原则是音译的准则,按照这个原则,专名音译时应遵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和《汉语拼音方案》,用普通话语音和规范的汉字翻译人名地名等专名。如:Michigan 译为“密歇根”;“江苏”译为Jiangsu。笔者认为所有人名及大部分地名都应该使用音译,有助于译名整齐划一,减少混乱,便于记忆与操作。这样每当人们翻译到人名或地名时,只要懂得它的读音,纵使不翻字典,对其大概的译名也心中有数。

  (2)义译

  音译虽简单,也便于向国外推销该国文化,但终究只是给名词贴上了标签,很少有其深层含义,对于那些蕴含深层意义的名称并不适用。例如,电影名pretty woman 根本无法音译表达,义译的“漂亮女人”或“风月俏佳人”“麻雀变凤凰”都比较适用。

  (3)音意兼用

  音译兼用也是一种常用的翻译法。英文地名中包含 province,state,city,street,road,river,mountain/hill等词;中文地名中包括“省”“市”“街”“路”“河”“山”等词时经常使用。例如 Wall Street 翻译成“华尔街”;West Virginia译为“西弗吉尼亚”;“三山街”翻译成 Sanshan Street;“湖南路”译为 Hunan Road。名称中有人名地名等专名时,也会用这种方法。例如: Sister Carrier译为“嘉莉妹妹”,其中sister为义译,而Carrier为音译。

  (4)省译法和增词法

  为了配合观众的语言习惯和认知能力,译者有时会减词或增词。例如,电影 Titanic 内地译为《泰坦尼克号》,香港译作《铁达尼号》。其中的“号”就是增加的词。中文中“号”是指体积较大的船,把它加在Titanic 的译音后,观众一目了然,该电影有关一艘大轮船(王锦堂,2008);“上海直升飞机公司”译为 Shanghai Helicopter Service Company, 加 service 一词既符合国外用语习惯,又可以避免译文歧义,如果不加入 service 一词, 就不知你是“生产制造企业”还是“维修服务企业”, 容易产生歧义(宋娟,2008)。

  (5)加注

  名词,尤其是专有名词,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翻译时译者常会遇到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困难。此时译者可以考虑加注法。这在菜名翻译中用的比较多。有的中文菜肴名称难以体现做法及主配料,则使用汉语拼音,并在其后标注英文注释。如佛跳墙Fotiaoqiang(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借用(例如“哲学”即是借用的日语)和造译(造新字或新义)等方法。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广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当遵从以上原则并灵活运用这些方法, 形成规范的译名标准,达成翻译界的共识,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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